【学旅人】街头作为空间：青年流浪歌手与城市的互动

调研所遇到的街头歌手

但实际上，国内对该群体的研究非常少，且大多属于描述报道类型，罕见关于该群体的学术论文，遑论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说实话，这个局面其实是激发研究者展开研究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到无措甚至迷茫。如果最终仅仅做成一个关于某人群生活状态的报道，甚至只是意欲博得人们对该群体同情的“文学作品”，不是研究者所能满意的。我们希望将之做成一个可见专业水平的学术研究。但在缺少前人研究借鉴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一研究做好呢？

似乎对于学生而言，使调研与思考能够深入的方式之一是选择一个有足够穿透力的理论视角。结合到该调研题目，街头歌手最显著的特征应在于“街头”二字：他们选择城市广场、街道、地铁站等非舞台性、非媒体性的场合一展歌喉，是他们与其他音乐人最根本的区别，所以要理解该群体，可从“街头”这一空间入手。那么，如果从空间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理解，将表征该群体最大特性的“街头”之本质理解为一种“城市空间”，街头歌手与城市的互动，或许可由该群体对城市街头的空间塑造过程来探究。最终，我们的题目确定为《街头作为空间：青年流浪歌手与城市的互动》。在空间社会学视野的思考中，研究问题便聚焦为：“街头”吸引歌手的空间特征有哪些？流浪歌手是如何看待街头空间的？他们如何塑造了一座城市的不同空间层次？如何使之成为良性城市公共空间、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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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研究基本框架后，在北京、上海两个内地最发达城市的调研开始了。在14 天的调研时间中，团队四人走遍了京沪两市的共26 个地点。就调研所接触到的对象而言，街头歌手这一群体有多样的背景，既有奔波于温饱线、靠街头演唱谋生的北漂/ 沪漂，也有白天在唱片公司工作、晚上出来练习的专业音乐人，还有热爱音乐的普通大学生、琴行工作的音乐从业者等。甚至还有参加选秀比赛的音乐爱好者，例如在上海访谈到的彝族街头歌手“造梦者组合”，便在访谈结束当晚前去录制《中国达人秀》节目并成功晋级，他们的演唱在东方卫视8 月份的节目中播出。

团队在北京、上海走访的调研地点

街头体验是可以让歌手爱上一座城市的。在上海漂泊5 年之久的明哥（化名）正是在街头，爱上了这个城市。“真的就像这个城市宣传语里边说的，上海是非常兼容并包的。只要你有能力，上海人都会认可你、崇拜你。”在上海街头表演的这几年，他切实地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周围人对于我音乐的认可是之前在家乡从未有过的，我是真的热爱这座城市”。明哥所看重的路人对他的主动认可，除了市民的友善外，也得益于街头本身的空间特征。街头的自由随意不仅是街头歌手青睐向往的，也是施加于路人的空间品质，即路人是否驻足也是自由的，而观众与歌手之间互动的完全非约定性，决定了观众对歌手的认可中有更充分的主动性：匆忙行人中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听歌手演唱，便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肯定信号。“那么多观众主动停下来，围着你一个人表演，那种被认可、被尊重的感觉让我心里很温暖，也很自豪”。而这在其他演唱地点（即使是自由进出的酒吧）难以寻觅的。街头对于明哥而言，真正成为了他寻找对一座城市归属感的地方。

调研中与街头歌手的合影

从冬天演出时观众送来的一杯热奶茶，到情人节演出时收到的几朵玫瑰花，再到遇到城管来驱赶时周围听众“再唱一首再走”的声援，这些时常的感动和惊喜也是他们选择街头并坚持下来的动力之一。许多歌手在街头演唱时都时常遇到一些小小的温暖和感动，但除了这些细小的往来，他们和一座城市有更多的互动。一天傍晚，杜哥（化名）在上海街头演出时，一位年轻人在旁边驻足听了很久，最后往打赏箱里投了张一百元的钞票，并说，“看到您在街头表演还能这么洒脱，我心里一下就释怀了，本来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听到这话，杜哥急忙暂停了演出，走近这位年轻人，坐在路边与他聊了起来。“是不是失恋了？”年轻人摇摇头。“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年轻人也摇头说说也不是。后来年轻人告诉他，是工作遇到一个很大的坎儿让他难以释怀。但是听到杜哥在这儿的演唱，他感受到了很大能量。杜哥一边劝他，一边也说起来了自己的辛酸历程。这场温暖的交流最终让年轻人放弃了轻生的想法，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讲述这段故事时，杜哥最后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在街头演出是一件非常有正能量的事情。”街头歌手与过往的市民素昧平生，但当一座城市温暖了这些街头歌手时，街头歌手也在感动一座城市。

当然可想而知的是，街头演唱也充满了艰辛。下午5 点半，当我们和街头歌手峰哥（化名）约好，来到北京某地铁站口看他演出时，看到的情景却是他在和一位保安争吵，峰哥还毫不客气地与保安吼了两句。出乎我们的预想，这场争吵的结果是，保安黯然离开了，而峰哥继续在路边演唱。问起争吵的原因，峰哥愤愤地说，“他也没说啥，过来跟我还挺客气的。但是突然提他队长。你不让我唱就不让我唱，结果你还提人，那城管来了都不好使。”然而过了半小时后，这位保安又走上前来与峰哥交涉，说有人举报扰民，不能继续在这里唱了。这次的交涉非常简单，保安告知后，峰哥便开始收拾乐器、音响准备离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可了保安的执法工作，他对这位保安的执法过程有自己的理解：“其实不是有人举报，是他记仇，因为之前他来管我们，我吼了他两句。”他还淡然地说，“我们在外边唱得多了，对他们都能有了解，包括他们的心理啥的。再不行就上一盒烟，就好说话了。”歌手与保安互动的整个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激烈冲突，更不见所谓暴力执法，反而通过将自己行为合法化和他人行为内在化来达成“和解”：保安有管理所辖街头的制度责任，歌手也有自我心理平衡的一番说辞。的确，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所见只是在城市中谋求生计的两个个体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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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歌手本身的感受而言，街头还有更多吸引他们的空间特征。如果将之与演唱会、酒吧、livehouse 等任何演唱场所比较，会发现城市街头的一大特点是“主客体同台”，即歌手与观众同台存在。这最大程度地削弱了距离感，使观众更容易进入歌手所塑造的场域中，由音乐的欣赏者变为音乐的参与者。这样的空间特性与音乐的性质是相符的：不同于绘画等静态艺术形式，音乐通过声波的塑造而有更强的“时空场”，街头演唱则更容易将音乐的力量传递给观众，并在反馈互动中形成共鸣（“观众可以跟着歌手一起嗨，一起律动”，一位歌手如此总结）。从这一点看，平等开放的街头空间确实更适合“音乐”这一表演形式。最终，街头选择了音乐，音乐也选择了街头。

与街头歌手交流

这些空间特性在歌手对街头意义的识别中是关键。利用街头空间的特点，不同的歌手将城市街头视为生计空间、宣传空间、体验空间、交往空间、表达空间等不同属性。而歌手对街头的认知，也嵌入了他们对一座城市的认知中。他们与城市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基于这样的不同空间认知展开。

那么，这些歌手通常选择怎样的街头来演唱呢？如果把街头空间的不同属性（如交通亲和性、空间防御性、空间稳定性、空间主权性、空间监管程度等）以五等级量表（1~5 ）的形式来测量，则会有许多发现。有趣的是，得到歌手青睐的驻演街头一般有较高的交通可达度（平均观察值为4.0625 ），但交通亲和度不高（3.125 ，既非远离道路，也非在主干道旁），这表明他们通常选择交通便利但适合步行的小路附近，这些地方通常有较大的人流量，且有能够激发人们驻足的闲适氛围，也更易塑造合适的空间稳定性（3.5 ，既非门可罗雀的冷清，也非喧闹嘈杂的躁动）。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街头流浪歌手还倾向于防御性较强的空间（平均观察值为3.875 ），以更舒服地融入城市的车水马龙而不显突兀。这在空间记录图中有更清晰的反映，即有良好防御性的空间常常遵循“边界效应”：建筑物立面的凹处、后退的入口、门廊、空间里的树，这些都既可提供防护，又有良好视野。调研发现，这些地点不经意间制造了不规则的空间，但正如欧洲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Alexander ，1977 ）概括道，“如果边界不复存在，那么空间就绝不会富有生气”，真正让空间起作用的，其实是边界。

总之，正是歌手在街头的空间塑造和空间再生产过程，将街道从一个城市交通设施转变为一个城市文化场所。如果综合驻唱街头的空间形态、歌手的行为特征、路人的反应等，一定程度上可再现街头歌手融入街头空间、重塑街头边界的过程，理解其通过生产街头空间来表达自我、参与城市生活的方式。

几幅空间记录图，从中可见“边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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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束后的整理写作中，我们略感遗憾地发现，我们无法回答最初提到的全部问题。毕竟两周的时间所接触到的街头音乐人有限，几个研究生所能走访的市政管理机构更有限。而至于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空间”议题方面而言，其最大的困难大概在于实体空间与抽象空间之间的顺滑转换。空间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不久，实证研究不多。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大量空间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论文并不理想。许多只是披上列斐伏尔等开拓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空间”外衣来自说自话，既不甘心于讨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没有吸收发扬列斐伏尔所言空间的学术营养，最终仅沦为借用（甚至是套用）“空间”这一概念。此次研究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如履薄冰地尽可能避免这一“歧途”。一方面，我们担心“空间”概念在本次研究中使用得过于抽象，以至于脱离了“空间”的本质内涵而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套用，但另一方面又担忧如果过于关注街头的“实体空间”意涵，最终会滑入城市规划乃至建筑学的研究视野。

因此，空间社会学研究如何守住空间的底线，是整个调研抛给我们的最严峻的问题，而对该问题的意识、警醒与思考，才是我们本次调研的最大收获。

*封面图为调研团队在调研过程中所拍摄的街头歌手的演出场景。

〇编辑：龙云 排版：寢栗

〇审核：颜和/忽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